数字包容与性别平等：缩小女性、残障人士、老年人和偏远地区群体的数字使用差距
摘要：数字技术已成为当代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性资源，但这一资源的分配并不均衡。全球范围内，仍有约二十余亿人口游离于互联网之外；而在已接入网络的群体内部，女性、残障人士、老年人与偏远地区居民在设备拥有、技能掌握、使用深度与收益转化等方面，持续落后于平均水平。本文从“接入差距—使用差距—收益差距”的三层分析框架出发，综合运用国际电信联盟、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、世界卫生组织、联合国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等权威机构的最新数据，系统刻画四类群体的数字使用差距及其结构性根源，比较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治理经验，并剖析中国在电信普遍服务、数字乡村建设、适老化改造与信息无障碍领域的制度安排，最后提出以“可负担接入、可用设计、可及技能、可持续服务”为核心的多维治理路径。研究认为，数字包容不是孤立的工程问题或福利问题，而是关乎社会公平、经济增长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系统性治理议题；性别平等应当作为数字包容政策的内在维度而非附加条款，只有将群体的差异性需求内嵌于技术设计、制度供给与公共服务全过程，才能真正实现“一个都不能少”的数字社会。
关键词：数字包容；数字鸿沟；数字性别差距；信息无障碍；人口老龄化；电信普遍服务；数字乡村
引言：数字时代的“新贫困”何以生成
数字技术的扩散从来不是均质的。当支付、医疗、教育、政务与就业机会被加速迁移到线上，线下服务同步收缩，一个残酷的事实随之显现：未能跨越数字门槛的人，正在被现代社会的运转机制系统性排除。这种排除不同于物质匮乏意义上的传统贫困，它具有隐蔽性、累积性与代际传递性，因而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称为“数字贫困”或“新贫困”。从全球视野看，虽然互联网普及率在持续攀升——国际电信联盟估计全球互联网使用率已由2022年的百分之六十七升至2025年的百分之七十四，联网用户接近六十亿，但仍有约二十二亿人处于离线状态，且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联网率差距悬殊，前者超过百分之九十，后者不足四分之一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离线并非问题的全部。在许多地区，接入门槛已经降低，但“接入之后”的不平等反而更加深重：老年人拥有智能手机却不会预约挂号，残障人士面对未做无障碍处理的网页寸步难行，偏远地区的农民有网络信号却缺乏把流量转化为收入的能力，女性在家庭决策中常被让渡给男性优先使用数字设备。这些现象说明，数字鸿沟已经从早期的“有与无”之辨，演化为“会用不会用、用得好用得差、受益多受益少”的多层次问题。本文所指的“数字包容”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为全球政策话语的枢纽性概念。
数字包容议题的兴起，还与国际社会的发展议程深度耦合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将“大幅提升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普及度，力争到2020年在最不发达国家以可负担的价格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”列为具体目标，而性别平等本身即是独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。这提示我们，数字包容与性别平等不是两个并列的政策口号，而是一条主线上的相互支撑：性别平等目标的实现，离不开女性对数字资源的公平参与；而数字包容的真正落地，也必然要求将性别维度纳入其中。正因如此，本文选择以性别平等为贯穿性视角，将四类群体的数字使用差距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下考察，以揭示其共同的生成机制与可行的破解之道。
本文聚焦四类具有典型性的弱势群体——女性、残障人士、老年人以及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居民。之所以将性别平等置于标题之首，并非出于修辞考虑，而是因为性别维度具有贯穿性：女性同时可能是老年人、残障者或偏远地区居民，性别差距与其他维度的差距相互叠加，形成独特的交叉性弱势。全文遵循“全球图景—群体差异—根源分析—国际经验—中国实践—治理建议”的逻辑展开，力图在客观数据的支撑下，勾勒出一条通往更具包容性的数字社会的可行路径。
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
对核心术语作出严谨界定，是开展研究的前提。本文所称“数字包容”，指所有人在获取、使用并受益于数字技术与服务方面享有平等机会的状态与过程，其内涵不仅包括物理层面的接入可及，也包括经济层面的可负担、技能层面的可使用以及结果层面的可受益。与之相对的“数字鸿沟”，泛指不同群体在数字技术的获取、使用与收益上的系统性差距。国际学界通常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：第一层为“接入鸿沟”，即基础设施与设备的拥有差异；第二层为“使用鸿沟”，即技能、动机与使用深度的差异；第三层为“收益鸿沟”，即数字技能能否转化为就业、收入、教育与健康等实际福祉的差异。本文的分析框架正是建立在这三层鸿沟之上。
“数字性别差距”是数字包容研究的核心子概念，通常以女性与男性在互联网使用率、手机拥有率、移动互联网使用率等方面的相对差来衡量。国际电信联盟以“性别均等得分”即女性比例除以男性比例作为标准，得分接近一视为达成性别均等。本文采纳这一可量化口径，并强调性别差距不仅是一个统计指标，更折射出教育、收入、文化规范与家庭权力结构等多重社会因素。
此外，本文使用“信息无障碍”指代面向残障人士的软硬件与内容设计规范，“适老化”指代面向老年群体的产品与服务改造，“电信普遍服务”指代政府为实现基本通信服务全覆盖而建立的补偿机制。以上术语在国际组织文件与各国政策文本中均有明确出处，本文在行文中遵循其通行定义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三层鸿沟之间并非线性递进的简单关系，而存在复杂的动态耦合。一个国家可能同时面临“接入不足”与“使用不足”并存，也可能出现“接入已解决、使用仍滞后”的错位。例如，中国农村地区的网络覆盖率已接近城市水平，但城乡之间的使用深度与数字素养差距仍然显著；欧洲多国老年群体的宽带接入率不低，但高龄人群的实际使用率却明显偏低。这提示政策设计必须因“层”施策、因“群”施策，而非笼统地以普及率作为唯一标尺。本文后续对各群体的分析，也将分别辨析其处于哪一层次的鸿沟，以便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治理主张。
全球数字鸿沟的总体图景
在进入具体群体分析之前，有必要先描摹全球数字鸿沟的整体轮廓。据国际电信联盟《2024年事实与数字》报告，全球百分之七十的男性使用互联网，而女性的这一比例为百分之六十五，男性网民比女性多出一亿八千九百万。这一差距较2021年创纪录的两位七千七百万已明显收窄，表明全球整体正缓慢走向性别均等。然而，这种改善并不均衡：在最不发达国家，性别差距非但没有缩小，反而持续扩大——2024年，最不发达国家仅有百分之二十九的女性上网，而男性为百分之四十一；若进一步叠加低收入群体视角，差距更为触目。
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《移动性别差距报告2025》提供了另一维度的印证。在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国家，女性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可能性比男性低百分之十四，相当于比男性少了两亿三千五百万移动互联网用户。虽然女性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已达十五亿、创历史新高，但其采用率的增速在2024年明显放缓。智能手机拥有层面的性别差距约为十三个百分点，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国家仍有四成女性不拥有智能手机。
上述数据揭示了一个共同规律：数字鸿沟与性别、年龄、残疾状况、居住地及收入水平高度相关，且各维度相互强化。理解这一点，是提出有效治理方案的前提。下文分别对四类群体的数字使用差距进行细致刻画。
女性群体的数字使用差距
女性数字参与不足，是全球普遍现象，但程度因区域而异。在美洲与欧洲，男女互联网使用率已接近持平；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南亚，差距极为悬殊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，全球十岁及以上女性使用手机的比例约为百分之七十七，男性为百分之八十二点四，且这一差距在特定区域被显著放大。
造成女性数字差距的因素是多重的。其一，经济可负担性。在低收入国家，女性收入水平整体偏低，智能手机与流量资费在其家庭预算中往往被视为非必需支出，且优先满足男性家庭成员。其二，教育与数字素养。女性识字率与受教育年限在部分区域仍低于男性，而数字技能的学习高度依赖教育基础。其三，社会文化规范。在许多社会中，女性被期待承担更多家庭照护责任，自由支配时间有限；部分保守环境中还存在对女性使用社交媒体的污名化压力。其四，安全顾虑。网络暴力、骚扰与隐私泄露使部分女性对深度使用数字服务望而却步。其五，内容与设计的性别盲区。算法、内容与产品设计若未考虑女性的使用场景与需求，会进一步抑制其参与意愿。
从更细的颗粒度看，女性数字差距还体现在使用性质的差异上。即便在实现一定接入的地区，女性的数字使用也往往偏向社交、购物与娱乐等低收益场景，而男性在线上金融、远程办公、专业技能学习等高收益场景中占比更高。这种“使用性质的分化”使得接入层面的性别均等并不必然带来收益层面的均等，也解释了为何单纯提升女性联网率并不能自动消除数字性别差距。此外，女性在数字产业中的参与度同样偏低，无论是软件工程师、算法设计者还是数字平台创业者，女性占比都明显不足。这意味着数字世界的规则与产品，在很大程度上仍由男性主导设计与供给，进一步固化了性别盲区。
缩小数字性别差距的经济价值是巨大的。研究普遍估算，将女性纳入移动互联网可显著提升家庭收入与消费能力，并在教育与健康领域产生乘数效应——女性更倾向于将数字工具用于子女教育与健康管理，其数字化红利往往惠及整个家庭乃至下一代。因此，数字性别平等不仅是公平议题，更是增长议题。这要求政策设计者跳出“为女性而设”的福利思维，转向“以性别视角重构数字环境”的制度思维，将性别平等内嵌于产品设计、内容供给、技能培训与安全保障的每一个环节。
残障人士的数字接入与使用障碍
残障群体的数字处境，是数字包容议题中最容易被忽视、却又最能揭示系统缺陷的一环。世界卫生组织估计，全球约十三亿人、即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十六生活在显著残疾之中，且这一数字因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增长而持续上升。另有数据显示，全球约四点三亿人存在致残性听力损失，视力受损人口规模亦超过二十亿。
国际电信联盟对十四个国家的研究表明，残障人士的互联网使用率平均仅为百分之十九，而非残障人士为百分之三十六，两者差距接近一倍。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研究进一步指出，在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国家，仅有约十分之一的残障人士能够借助辅助技术使用数字科技。换言之，绝大多数残障人士即便拥有设备与网络，也因界面不可达、内容不可读、交互不可控而被排斥在外。
残障人士面临的障碍分为物理障碍、感知障碍与制度障碍三类。物理障碍包括设备本身的触控与按键设计未考虑不同行动能力；感知障碍包括缺乏屏幕阅读器适配、缺乏字幕与手语支持、颜色对比不足等；制度障碍则包括无障碍标准执行不力、辅助技术价格高昂、公共服务线上化时未配套无障碍版本等。更深层的问题是，无障碍往往被视为“小众需求”而置于产品开发流程的末端，导致事后补救成本高昂且效果有限。这与联合国《残疾人权利公约》所倡导的“通用设计”理念背道而驰——通用设计主张在初始阶段即为最广泛人群设计，而非事后特设通道。
技术本应是残障人士跨越障碍最有力的工具，现实中却常常沦为新的壁垒。视力障碍者依赖屏幕阅读器解读页面，但大量网页并未为读屏软件提供语义化标签；听障人士需要字幕与手语，但多数在线音视频服务未做字幕或仅依赖自动识别且错误率高；行动障碍者需要语音与眼动交互，但主流产品鲜有完备的无障碍适配。人工智能的发展本应带来转机——图像识别、语音合成、自动字幕等技术大幅降低了辅助工具的研制门槛——但若训练数据本身缺乏残障场景、模型输出未考虑可及性，AI同样可能放大而非缩小障碍。这提醒我们，信息无障碍必须与技术研发同步推进，把可及性作为技术质量的固有属性，而不是附加的“补丁”。
从中国的情况看，《无障碍环境建设法》将信息无障碍确立为法定要求，标志着制度保障迈上新台阶；主流手机系统与头部应用普遍提供无障碍接口，政务服务的线上版本也在推进无障碍改造。但与全球共性问题一致，中国仍面临无障碍改造覆盖面不均、标准执行监督薄弱、辅助技术供给不足等短板。残障人士数字参与水平的提升，需要在立法之外，配套以标准落地、产品评测、政府采购引导与公共服务兜底的系统机制。
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
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浪潮的相遇，构成了当代社会治理的独特张力。联合国预测，到2030年全球六十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十四亿、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七，到2050年将增至二十一亿、占比百分之二十二。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，六十五岁以上人口占比已接近三成。如此庞大的老年群体，在数字世界中的处境却普遍边缘化。
从国际比较看，老年群体的互联网使用率显著低于年轻群体，且存在明显国别差异。欧洲社会调查数据显示，德国与法国六十五岁及以上人口中，互联网使用者约占五六成，而意大利这一比例不足四成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发现，年龄差距正以每年约三个百分点的速度收窄，但这一结论仅覆盖七十四岁以下人群，七十五岁及以上高龄群体的鸿沟依然深重。
中国的数据同样呈现“总量改善、结构分化”的特征。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，截至2025年6月，我国六十岁及以上银发网民规模达一亿六千一百万，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为百分之五十二；到2025年底，这一使用率进一步升至百分之五十三点七。老年网民的网购使用率达百分之六十九点八，显示部分活力老人已深度融入数字消费。然而，国家统计局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显示，六十岁及以上居民互联网使用参与率为百分之八十五点二，仍明显低于十八至五十九岁人群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七。
老年数字鸿沟的成因同样多元：生理层面，视力、听力与认知功能的自然衰退增加了操作难度；技能层面，许多老年人未曾经历电脑时代，缺乏数字技能学习的基础与渠道；心理层面，对网络诈骗的恐惧、对学习新事物的自我效能感不足，形成心理屏障；设计层面，界面字号过小、流程复杂、缺乏语音与简化模式，放大了使用门槛。老年群体并非“拒绝数字”，而是在缺乏支持条件下“难以数字”。既有研究表明，六十五岁及以上的银发网民群体中，近七成的上网者以资讯获取为数字生活的核心刚需，说明信息需求始终存在，关键在于以何种方式满足。
有必要对“老年群体”作进一步的内部区分。学界普遍认为，六十至六十九岁的“低龄老人”与八十岁以上的“高龄老人”在数字能力上差异显著：前者往往仍具备学习能力与自理条件，数字参与度较高，部分已成为“银发网红”与数字消费主力；后者则因身体机能、认知与照护依赖程度加深而更易被排斥，是数字包容最难以触及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与之相关的性别差异同样值得关注——老年女性往往比同龄男性更少接触数字工具，这一现象与长期的教育与职业性别差异一脉相承，进一步印证了交叉性的存在。政策设计若不区分这些细分群体，便可能以“平均数字”掩盖内部的巨大分化，导致资源错配。
数字反诈也是老年数字包容无法回避的议题。老年人信息甄别能力较弱，容易成为网络诈骗的目标，这反过来强化了部分老年人对数字工具的恐惧与回避。可见，老年数字包容是一项需要“会用它”与“敢用它”并重的工作：既要通过适老化改造降低操作门槛，也要通过反诈科普、可信内容治理与家庭支持网络，重建老年群体对数字环境的信任。唯有如此，适老化才不会止步于“能操作”，而是走向“放心用、用得值”。
偏远地区群体的数字服务覆盖
地理因素构成数字鸿沟的又一维度。偏远地区往往人口分散、地形复杂、建设成本高企而商业回报不足，市场机制天然失灵，网络基础设施覆盖滞后。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，即便在基础设施总体领先的中国，也一度面临严峻挑战。
中国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弥合地理鸿沟的典型案例。早在“十三五”初期，全国尚有五万个行政村未通宽带，其中包含大量建档立卡贫困村，另有十五万个行政村宽带接入能力不足每秒四兆，城乡数字鸿沟显著。针对市场失灵，中国政府建立了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，累计支持十三万个行政村的光纤网络建设，以及农村及偏远地区近十一万个四G、五G基站建设。到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全国已历史性实现“县县通千兆、乡乡通五G、村村通宽带”，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百分之百，四G、五G网络覆盖率分别达百分之九十九与百分之九十五，行政村五G通达率超过百分之九十五。农村宽带用户数从2017年的九千三百七十七万增至2024年的两亿，农村网民规模在2025年6月达三亿两千两百万，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升至百分之六十九点二，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较“十三五”末收窄至约十五点六个百分点。
基础设施的普及只是第一步。“接入之后的鸿沟”同样需要正视：农村地区数字素养整体偏低，具备初级及以上数字素养的农村成年人占比刚过五成；远程医疗、在线教育等优质公共服务的下沉仍需深化；农村居民将数字能力转化为收入的能力依然有限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，全球仅有约四成人口具备基本数字素养，这一短板在偏远地区尤为突出。可见，偏远地区问题的本质，是“从通到用、从用到惠”的纵深推进问题。
从全球视角看，偏远地区数字鸿沟的治理还面临独特的成本与可持续性挑战。人口分散使得单点网络建设成本高昂，运营商商业回报不足，若无持续补贴，已建成的网络也可能因维护乏力而回退。部分发展中国家采取“共享基础设施”“社区信息中心”“移动服务车”等模式，以较低成本扩大覆盖，并叠加数字素养培训以提升使用率，取得了一定成效。这些经验表明，偏远地区的数字包容需要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与人力资本建设的协同推进，单靠某一条线都难以持久。中国“先通后惠、以用促建”的做法，与上述国际探索形成了相互印证。
交叉性与结构性根源
四类群体的数字差距并非彼此孤立，而是以交叉的方式彼此强化。一位居住在偏远山区的老年残障女性，几乎必然同时承受地理、年龄、残疾与性别四重叠加的排斥。这种“交叉性”意味着，任何单一维度的治理都难以奏效，必须采取多维度联动的系统性方案。
从更宏观的结构视角看，数字鸿沟根植于既有社会不平等的延伸。数字技术不会自动消弭贫富、城乡、性别与代际差异，反而可能放大既有差距——有能力者借助数字杠杆加速积累优势，被排斥者则在离线世界中不断被边缘化。同时，资本逐利驱动的技术扩散天然向高收益人群倾斜，若不加以制度矫正，“数字红利”的分配将更加失衡。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：数字包容政策的目标，不应仅停留在“让人上网”，而应指向“让技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”。
这种交叉性还提醒我们警惕“均质化”的政策陷阱。如果数字包容政策以“普通用户”的画像为唯一基准，那么它很可能在统计数据上“达标”，却在真实世界中继续遗漏那些身兼多重弱势身份的少数群体。例如，一项针对老年群体的数字培训，若未考虑老年女性的照护时间约束、残障老年群体的可达性需求，其覆盖面便注定有限。因此，有效的数字包容必须“分群施策、交叉校准”：在宏观普惠政策的基础上，针对处于交叉弱势的人群设计精准的补充安排。这既是对公平价值的坚守，也是提升政策效能的现实要求。
数字鸿沟的生成还与“数字红利”的分配时序有关。技术扩散早期，先行者往往攫取超额收益，落后者差距被拉大；随着技术普及与制度成熟，差距才逐步收窄。这一规律提示，包容政策的介入时机至关重要——越早将包容性内嵌于技术标准、产品设计与公共制度，治理成本越低、成效越高；反之，等鸿沟固化后再补救，往往事倍功半。这也解释了为何国际经验普遍强调“把包容写进标准、写进法律、写进产品”，而非停留在事后救济。
国际经验与政策工具
全球主要经济体在数字包容领域积累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。欧盟将数字包容纳入“数字十年”政策框架，设定了到2030年数字技能普及、公共服务在线化等具体目标，并对成员国老年与残障群体的数字参与设置了监测指标；日本针对超高龄社会推行“数字活用支援”，在社区层面设立数字支援员，为老年人与残障者提供一对一辅导；韩国作为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，通过立法强化信息无障碍标准与老年数字教育体系；美国依托《康复法》与《美国残疾人法》，将信息无障碍要求嵌入政府采购与公共服务。国际层面，国际电信联盟推动“全民联网”倡议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全球数字素养框架，联合国《残疾人权利公约》则将无障碍规定为缔约国义务。
归纳这些经验，可以提炼出若干共性工具：其一，立法与标准先行，以强制性规范确立无障碍与包容底线；其二，普遍服务机制，以公共资金矫正市场失灵；其三，数字素养教育体系，将技能培训嵌入终身学习；其四，本地化与社区化服务，依托基层组织提供贴近性支持；其五，监测与评估，以可量化指标追踪进展并动态调整政策。这些工具相互配合，共同构成数字包容的政策工具箱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各国经验都呈现出从“项目化”走向“制度化”的共性趋势。早期的数字包容多以试点项目与慈善行动的面目出现，覆盖面有限、可持续性不足；成熟阶段则逐步上升为立法、标准与常态化的财政安排。欧盟将数字技能目标写入法律性政策文件，日本把数字支援员嵌入基层治理体系，韩国以专项法律保障信息无障碍，均体现了这种制度化取向。制度化的意义在于，它将包容性从“看领导重视与否”的偶然状态，转变为“看制度设计如何”的稳定状态，从而为长期的、可预期的治理提供保障。这一趋势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经济体都具有重要借鉴价值。
中国实践与制度安排
中国的数字包容实践，在基础设施、适老化与无障碍、数字乡村三条主线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制度安排。基础设施方面，电信普遍服务与“宽带边疆”行动、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，为弥合地理鸿沟奠定了物质基础。适老化方面，有关部门推动网站与移动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，推出大字版、语音播报、长辈模式等产品形态，并建立电信领域适老化服务标准。信息无障碍方面，我国以《无障碍环境建设法》为统领，将信息无障碍上升为法定要求，残障人士的互联网使用权益获得更强制度保障。数字乡村方面，远程医疗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市县，农村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达百分之百，“寄递加农村电商加农特产品加农户”模式广泛推广。
就具体成效而言，中国的数字包容已从“补短板”迈向“促均等”的新阶段。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较“十三五”末收窄至约十五点六个百分点，农村网民规模与宽带用户数均保持较快增长；六十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过亿，且网购、出行、健康管理等生活场景的数字化渗透率持续上升；主流政务与民生应用普遍完成适老化与无障碍改造，残障人士获取线上公共服务的便利度明显改善。这些进展表明，中国正通过“国家统筹加专项行动”的方式，推动数字红利向弱势群体和农村地区延伸。
这些安排体现了鲜明的治理特征：以国家规划统筹、以公共投资驱动、以标准规范约束、以专项行动推进。但同时也存在需要完善的空间，包括适老与无障碍改造的覆盖率与质量参差、农村数字素养教育的系统性不足、多元主体协同的可持续性有待增强等。尤其需要关注的是，数字包容的推进不能止步于“达标”，而应走向“优质”——既要有覆盖，更要有温度；既要有指标，更要有获得感。这要求在现有制度基础上，进一步加强标准执行监督、充实基层数字服务力量，并建立以用户满意度为核心的评估反馈机制。
人工智能时代的包容新挑战
数字包容的边界并非静止，而是随技术演进不断扩展。随着人工智能的加速渗透，新的包容议题正在生成。其一，算法偏见。若训练数据中弱势群体样本不足，AI系统可能在信贷、招聘、医疗等场景中对女性、老年人或残障者形成系统性歧视，造成新型的“算法排斥”。其二，生成式内容的可及性。以对话机器人为代表的生成式AI若默认面向普通健康人群设计，可能忽视语音交互、无障碍输出与高龄用户的认知特点，反而拉大使用差距。其三，数字身份与数据权利。无国籍、无证件或缺乏数字素养的人群，在强依赖数字身份的服务体系中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。其四，人机协同带来的技能替代。若弱势群体未能同步掌握与AI协作的能力，技术红利将进一步向少数高技能群体集中。
人工智能时代包容挑战的严峻性在于，其门槛更高、隐蔽性更强。传统的数字鸿沟尚可通过普及设备与培训技能来弥合，而算法层面的排斥往往深藏于技术黑箱之中，难以被察觉，也难以被问责。这要求将包容性治理前置到AI的设计与部署阶段，建立算法审计、数据公平与可及性评测机制，确保新技术在诞生之初即对全人群友好。本文所强调的“以性别等多元视角审视一切数字政策”的方法论，在AI时代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——唯有在技术源头嵌入包容性，才能避免新一轮“数字鸿沟的再生产”。
推进路径与治理建议
基于上述分析，本文提出以“可负担接入、可用设计、可及技能、可持续服务”为核心的多维治理路径。在接入层面，应持续扩大网络覆盖并降低资费门槛，针对低收入与偏远群体提供定向补贴，将数字设备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。在设计层面，应将无障碍与适老化从“事后修补”前置为“通用设计”，在标准制定、产品评测与政府采购中强制纳入包容性要求，确保性别、年龄与残障视角贯穿技术全生命周期。在技能层面，应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数字素养教育体系，将数字技能纳入国民教育、职业教育与老年教育，并在社区设立数字支援力量，降低学习门槛、化解心理恐惧。在服务层面，应推动政务、医疗、教育等公共服务保持“线上与线下并行”，确保数字弱势群体不因数字化而失去服务入口；同时建立包容性监测指标体系，将性别、残障、年龄与区域维度纳入常态化评估。
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性别平等在数字包容中的方法论意义。性别视角不应仅是政策清单中的一项，而应成为审视所有数字政策的透镜——任何一项技术、服务或制度的推出，都应当追问它对不同性别、不同代际、不同能力、不同地域人群的影响是否均等。唯其如此，数字包容才能从口号走向制度，从覆盖走向公平。
从实施机制看，推进数字包容还需把握几个关键环节。在数据层面，应分性别、分年龄、分残疾状况、分区域地统计与公布数字参与指标，以精准数据支撑精准施策，避免以“平均覆盖率”掩盖群体分化；在主体层面，应构建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组织与社区多元协同的治理网络，政府负责标准与底线，企业承担产品与责任，社会组织与社区提供贴近性服务，形成闭环；在可持续层面，应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与人才保障机制，防止包容项目因资源波动而中断；在评估层面，应将包容性纳入数字经济的常态化考核，形成“制定—执行—评估—反馈—改进”的治理闭环。这四个环节相互咬合，构成数字包容从理念走向实效的落地保障。
结语
数字包容的本质，是对“技术向谁服务、利益由谁分享”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。当支付、医疗与教育全面线上化时，让女性、残障人士、老年人与偏远地区居民不被落下，既是社会正义的底线要求，也是释放创新红利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。全球经验与中国实践均已证明，数字鸿沟并非不可逾越，关键在于以系统性制度安排将包容性内嵌于技术演进的每一环节。展望未来，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加速渗透，数字包容的内涵将持续扩展——算法偏见、生成式内容的可及性、数字身份与数据权利等新议题将不断涌现。唯有坚持“一个都不能少”的价值取向，坚持全球视野与中国实践相结合，方能在数字文明的浪潮中，书写公平与效率并重的新篇章。
本文的结论可以凝练为三点。第一，数字包容必须超越“接入”层面，向“使用—收益”纵深延伸，以三层次框架统筹设计政策；第二，性别平等是数字包容的内在维度，其方法论意义在于提醒我们用多元视角审视每一项技术安排，从而防范交叉性弱势被平均数字掩盖；第三，包容性应当前置而非后置，在标准、法律与产品设计之初就嵌入，方能在技术演进中守住公平底线。数字社会的未来，不在于技术本身有多先进，而在于有多少人能够公平地分享技术的红利。让每一个被技术浪潮暂时抛下的人重新回到岸边，正是数字包容研究的终极关怀，也是本文写作的初衷所在。
数据来源
本文引用的核心数据来源于以下公开资料：国际电信联盟《2024年事实与数字》及其新闻稿、国际电信联盟关于残障人士互联网使用的十四国研究报告、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《移动性别差距报告2024》与《移动性别差距报告2025》、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残障数据、联合国人口老龄化预测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字性别数据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《数字经济展望2024》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字素养数据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第55次与第56次、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、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普遍服务与宽带边疆相关资料、中央网信办及中国政府网关于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公开解读。具体数据口径与发布时间均以原始报告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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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由淞基科技（上海）有限公司、淞基信息通信研究院、淞基未来信息网研究部、淞基新一代信息技术网研究部联合编制，仅用于研究参考与信息交流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政策或法律建议。文中数据来源于公开渠道，编制方已尽合理核验义务，但不对其绝对准确性、完整性或时效性作出担保。文中观点仅代表编制机构的研究立场，不代表任何政府部门或国际组织之意见。使用者应结合自身情况独立判断，因使用本文内容所产生的任何直接或间接后果，编制机构概不承担。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得将本文用于商业用途或对外发布。
